家乡人习惯称木犁为耩子,是由犁身、犁铧、犁托、犁柱等多个部件组成的农耕家具,它曾经为家乡人们的养家糊口和脱贫致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木犁的犁身是由手腕粗的木料加工成的,弯弯的犹如一轮新月,又如紧绷之弓。犁托的下面顶端呈削尖状,是用来连接犁铧的,这部分正好吻合在犁铧的窝窝中,犁地时的力量让它们紧紧吻合。犁托的下前端约莫有二十公分宽,呈三棱柱形,犁地时因为犁铧的牵引作用,这部分深深地嵌在土中,把犁出的土匀称地分散在两边。犁托的后端则由粗到细竖起直直的木柄,人们在犁地时一只手扶在上面,用来掌握方向和决定犁地的深浅程度。整个犁托就像一尾头尖肚胖尾长的鱼。犁托和犁身之间是靠犁柱连接着,犁柱成人拇指般粗,长约莫成人的一巴掌,乡亲们一般就地取材,随手从枣树上砍一截,两边稍稍修整就好了。犁铧则是由铸铁一次性铸造成型的,有一定弧度的三角形状。木犁全身除了犁铧是铁制的,其余的都是由榆木等质地好的木料制造而成的,榆木一则其柔韧性好,再者其柔中有刚,可谓刚柔并济。
从我记事起,乡亲们就用木犁耕作。每年春天,在布谷鸟和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中,乡亲们就下地了。男的肩膀上扛着木犁,一只手握在犁身上,一只手牵着挽在驴子辔头上的缰绳,是那样充满信心和精神。女的要么走在前面,要么走在后面,一般是空着双手或者拿点简单的如头之类的农具,同样是步履轻盈,信心十足。这时候,有歌喉好的总是爱喊上两声陕北民歌,那浑厚粗犷的歌声在沟沟峁峁的高原上传得好远。每到这个时候,只要你往山峁上、沟岔里、平原上望望,就会看到田间地头到处都有乡亲们在用木犁耕作,黑的和灰的是毛驴,黄的或泛红的是牛儿。人们几乎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衣服,男的几乎穿的都是蓝的或者黑的衣服,女的几乎穿的都是灰的或者其它淡色的衣服,总之是不如现在的女人穿得那么艳丽。喊驴声、喊牛声,以及乡亲们谈话声声和爽朗的笑声盖过整个田野,飘荡在高原的上空。这种特有的景象就像一幅久经沧桑的风情画,深深地刻在我记忆的脑海中,也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曾经的美好年代,每每想起就万分激动与怀念。只可惜我当时太小,对好多事物不能全面甚至正确看待,毕竟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蓦然回首,仿佛就在昨天,让人不禁感叹时光的匆匆和古人对时光的描述。
当时人们不太注重子女接受文化教育,大多是依着孩子的性子,顺其自然,所以小村的人当时文化程度基本都是小学或者初中,吃公家饭的人少之又少。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本事就是看他的劳作能力怎样,男人主要看担背负重和伺弄田地,女人主要看做饭缝织。所以尤其是男人,一定要学会用木犁耕地这门技术,小村有不少女人也会耕地。家乡父辈以上的男人们都是耕地的行家,耕出来的地脚印均匀,横看是行,纵看是花,宛如巧婆姨织出的老布,蓬松肥沃,人走在上面就像走在毛绒毯上一般舒服。我的爸爸从十几岁开始就独立当家,什么农活都干得井井有条、有板有眼,无论是黄土、胶泥、山地、平坝,还是深耕、浅翻、粗播、细种,都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从我记事起,我和哥哥就常常跟爸爸妈妈到地里,我坐在地上一边看他们忙活,一边自顾自地玩耍着,好不开心。哥哥因为不太愿意学耕地,没少挨爸爸的数落,我则因为年幼,最终没有机会学习用木犁耕地。
乡亲们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对农业和物候知识却掌握得恰到好处,这都是在日积月累的辛勤劳作中领悟和实践出来的。这些话虽然没有华丽辞藻和花言巧语,甚至土得掉渣,但却又总结得恰如其分。比如“一到惊蜇节,犁牛早进田”,“头伏锄地一碗水,二伏锄地半碗水,三伏锄地碗底水”,“夏田成在犁沟里,秋田成在锄头上”,“庄稼不认爹和娘,深耕细作多打粮”,“霜降到立冬,翻地冻虫虫”,“秋翻地如浇水,开春无雨也捉苗”,“春不做,秋后悔”。还有好多关于各种农作物种植技巧的谚语,比如“谷要稀麦要稠,高粱地里卧下牛”,“豆子地里卧下鸡,还嫌豆子稀”,“干锄糜谷湿锄豆,露水地里不锄薯”,“丰收没有窍,一苗二肥三锄草”。
乡亲们把木犁看得很重。在我小时候家乡流传一种说法,说是木犁、耙和扁担等农具是神仙留给人们活命的,这些农具都是有灵气和神气的,这些东西绝不能随便胡乱放在地上,女人和小孩不能从上面跨上过。这其中当然有迷信或者是愚昧的成分存在,但从侧面说明了乡亲们的淳朴和执着。随着时光的飞逝,这种说法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逐渐被一种种流行的风潮所取代。记得那时每年春节刚过的十来天里,闲不住的爸爸总是习惯把木犁慢慢地抱到院子里,然后细心地端详着木犁的每一寸肌肤,是那样仔细、那样耐心,不时用手摸摸这、摸摸那,完了还要围着它慢慢转上两圈,目光不断地在木犁上飘移着,但从来没有离开过木犁。幼小无知的我曾经多次效仿爸爸的样子,换来的自然是一顿数落,有时我不得不拿起破旧的书本来应付,但淘气的心早已飞到外面的世界。我曾经怀疑过,爸爸妈妈为什么对我这么严呢?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爱啊!
还有一件事让我现在都记忆犹新。记得那是个艳阳高照的秋天,我和几个最好的伙伴在玩捉迷藏,我因为没注意让木犁给绊了一跤,我慢慢爬起后看见木犁旁的小头,随手拿起就在木犁的犁托上砍了两下,顿时两道印痕出现了,在光滑的黄黑发亮的犁托上是那样显眼。我顾不上报仇后的欣喜,连忙用水和了点泥,胡乱地在印痕上抹了几下。一连几天提心吊胆,却发现好像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正在我暗自欣喜自己的聪明时,爸爸怒气冲冲地冲进来,随手拿着一根木棒,但木棒最终没有落在我的身上,但痛骂是少不了的。随后爸爸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块驴皮,裹在犁托上面,用细铁丝慢慢地缠了几个来回。此后,我对木犁多了种敬畏感,再也没有随意搞破坏。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离农村生活越来越远。在我还没升初中的时候,我家那头捣蛋的黑毛驴被卖出去了,虽然它几次攻击过我,但当时确实还有些许失落和怅然。随后我到外地去上学,离家越来越远,先是我们周边的小镇,接着是离家乡近五十公里的县城,然后是千里之外的关中腹地,那些曾经熟悉的木犁、耙等农具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陌生,最后几乎是淡忘了。置身于喧嚣的都市生活中,快节奏的生活和来自生活的压力让我无所适从,每天都无暇回味农村生活的那种宁静与悠闲。以前每次回到老家,都能在空窑的角落里看见了那弯木犁,仿佛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一样静静地倚靠在窑壁上,是那样孤独和无助,上面布满了厚厚的灰尘,曾经亮晃晃的犁铧被锈迹腐蚀得猩红。而现在那弯木犁早已经不见踪影了,估计是前几年我哥翻新老家时把它彻底埋进了土里。而最钟爱他的主人——我的老父亲也于前年元旦那天撒手西去了。这些都成为我心底无法释怀永久的痛,我想,在另一个世界里,老父亲依然会用心守护着那弯陪伴了他大半生的木犁。

慕全军,陕西吴堡人,作品散见于《延河》《陕西诗歌》《陕北文学》《陕北》《榆林日报》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