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杂志

“耳窑是小理河生长的耳朵，耳朵里住着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女儿。”这是曹洁的散文《耳窑：河流生长的耳朵》中的女性形象“小女儿”，竟是以这样奇特的方式出场。从大理河到小理河，小理河再到耳窑，这是“小女儿”生活的地理场域，也是女性意识从萌发到成熟的象征场域。

与传统女性主义观念中女性受压迫的姿态不同，陕北地理空间中的女性显得尤为独特。“耳窑，陕北窑洞群落中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是靠山式土窑洞阔腿上挖出来的小窑儿，通体窗户，精巧玲珑。”在窑洞的地理空间结构中，耳窑并未受到正窑的挤压，反而占据着独特的地理空间。“两孔大窑的阔腿上，端坐着一孔小耳窑，就像两位兄长并肩而立，合力扛起一个漂亮的小妹妹。”耳窑不单单是生活场域，也是陕北女性的女性地理学表征，凸显了陕北女性在伦理结构中的特殊位置。

耳窑尽管不如正窑宽敞，但恰有独立的空间。“耳窑，无疑是女性的，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她几乎容纳了一个平凡家庭清明尊贵的全部奢华。”在窑洞的地理空间中，成长中的男性往往忙碌于田间地头，到了晚上便匆匆地拥挤在正窑中休憩。唯有女性，独享耳窑的独立空间，耳窑承载着陕北女性成长中最细腻华美的梦。这种女性地理空间的生动阐释，有力反驳了女性缺乏主体性的性别弱势论。

“耳窑只有窗，没有门，门藏在大窑内壁。”既贴近大家庭，又空间独立，在这样“传统——现代”交融的空间场域中，女性意识得以自由生长。寻觅超乎寻常的空灵，欣赏自然，编织手工，在懵懂中情窦初开，在期待与欣喜中成长，“沐浴着如水月光，她偷偷听到了自己汩汩而流的生命讯息，羞涩地笑了，欢喜地笑了。”与传统文本中女性在婚恋中的被动姿态不同，耳窑里的女性自如地勾画着恋爱的图景，“一个男子从桃花中走来，一步一步，走过来，站在她的耳窑前。脚步声叩响了窗棂，她被惊醒了。隔着白格生生的麻纸，她看到一个俊朗的身影投射过来……”

 在陕北窑洞的地理空间中，耳窑不仅未受到挤压，反而占据着信息集散的优先位置。“耳窑，是整个院落的耳朵，大宅院里任何一丝声息，都是先传递到耳窑，绕个圈子，再转出去。”耳窑中的女性得以倾听自然，倾听父亲和母亲的故事，倾听往事与未来。西方女性主义从性别对立的视角争取女性的权利，为女性赋权，给予女性和男性一样的主体教育。在陕北的乡土地理空间中，最要紧的知识不在书本，而是来源于实践。除了耕种的知识外，另一种突出的知识便是关于伦理的知识。男性和女性共享着伦理知识的权利。伦理的知识来自辈辈相传与村落里的人际交往，倾听便至关重要。耳窑是整个院落的耳朵，便成了倾听的中枢，耳窑中的女性自然掌握着伦理知识的优先权。“十三盘头十四嫁”，十二三岁的小女儿，便要早早地开始打理嫁妆。虽然她尚不知晓做这些事的意义，却又似乎明白自己在为一件重要的事而精心准备着。”耳窑中的女性在一次次倾听中，寻找着恋爱图景与伦理现实的汇合点，直到大理河畔的声音传来。

如果说耳窑承载着成长中“状若含羞”的少女，那么小理河便是成熟女性的象征，它有着耳窑中小女儿全部的特质，只是愈发楚楚动人，“河水之上，闪着鳞片、彩虹、春光和秋叶的光泽。”小理河很快汇入了象征着男性的大理河，悄无声息。此时的性别之差终于消匿于无声。“小理河在左，大理河在右，他们手挽手，融成一条河，清中有浊，浊中有清，就像一个人。”

与大理河交汇后的女性，“在绥德城东清水沟汇入无定河，最终于清涧河口汇入黄河。”成长为一条充满母性的伟大河流。从耳窑到小理河，从无定河到黄河，陕北地域中的女性更加生机勃勃地繁衍在这片奇异的土地上。这是独属于陕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女性故事，一代代女性便这样从“耳窑”走出，一路走到“黄河”，从“小女儿”成长为“母亲”，相似地、真实地，悄无声息地潜隐于河流底部，永不止息。

传统的女性主义观念从强化性别对立的路径出发，趋向于将一切问题归咎于男权社会结构。《耳窑》反其道而行之，弱化性别对立、突出“两性和谐”，女性意识通过“耳窑”“小理河”“黄河”等女性地理空间符码的象征性阐释渐次呈现，女性主体性得以重建。

《耳窑》无意消除性别冲突,而是将性别问题置放到与特定地理空间的关系中，以性别视角重构陕北地理空间，呈现出一个多维度的空间场域，“一个体量庞大的历史空间或现实世界。”

耳窑并没有空落下来，她耐心地等待着一尊尊婴孩般的天使前来入住，迎她来，送她去。数百年过去了，一个又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女儿，相继住在窑洞的耳朵里，听着春花绽放和秋水浩荡，看着春燕飞鸣和秋叶落地，自始至终，一个人的盛宴，一出又一出，从未落幕。

——选自曹洁纪实文集《生水》

耳窑带着每个少女的梦，从封闭的乡土地理空间飞到了现代都市的多元化地理空间，生活场域在变，少女的心事在变，梦中的情境也随之转变，但自由自在的做梦，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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