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那天,照例回老家上坟。祭祖毕,我和妻子决定回老家看看。
下了车,映入眼帘的,是摇摇欲坠的大门,一线六孔石窑,面子仍然条纹清晰,但门窗千疮百孔。透过破烂的窗户,看到窑顶成片成片脱落,泥渣掉落满地,房里唯一的躺柜上面,铺了厚厚一层泥土。偌大的石板院子,荒草以顽强的意志,从石板缝中冒了出来。下院一块原本可种蔬菜的地,杂草密密麻麻,随风摇曳,不时发出沙沙的声响。
这些年,我的老家,包括周边村子,掀起一股翻修老宅或新建房屋之风。然而,整饰得再好,除了一年三五回在重要祭日回去上坟敬先人时,偶尔住一下,基本常年处于“铁将军把门”状态。说心里话,看着破破烂烂的老宅,也想着拿出点钱来,翻修一下老屋,因为毕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家业。
那天,我坐在圪塄旁的一块石头上,凝视曾经读书生活了七年的中墕中学:三排明墩石窑虽显破旧依然昂首挺立,学校操场平整如初,只是在一个角落多了一盘碾子。其中,最上面一排窑洞,已被改造成村委会,并在对面新建了一排平房作伙房餐厅,是村里过红白事的场所。
记忆的闸门不由得打开,将我拉回到快乐无忧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的家乡,与众多陕北村落一样,淹没在厚重的黄土高原之中。从最上头的我们家至最底沟,一字排开,星星落落的清一色窑洞小山村。那个时候,全村有150多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村里有公社、中学、供销社,我家窑洞多、院子大,公社当时就借用我家的五孔窑洞,只留一孔我们自己居住,三间西厢房公社也占用了。学校是七年制,小学、初中均有招生。周围十里八乡的娃娃,都来我们村上学,近点的跑校念书,十多公里之外的,就住校。每天早晨,各个班级都到操场上组织上操,几百名学生甚是壮观。上课铃一响,朗朗读书声几乎传遍整个村子,坐在家里也能听见。课间休息,打篮球的、水泥桌台上打乒乓球的、踢毽子的、扛角的、嬉戏玩耍的,好不热闹。我自然是其中一员。
放假了,或周日不念书,小伙伴们三五人相约,或十多人一组,上坡下坬挽羊草、割猪草、挖野菜;带着三五只狗撵兔子、逮山鸡;要么翻山越岭跑到邻村,偷摘杏子、桃子,甚至悄悄摸进菜园子,采瓜摘豆。探路采点的,站岗放哨的,深入腹地“下手”的,虽分工明确,但常有马失前蹄、“不走运”的时候,其后果是被骂、被打,被“打劫”的人家告到父母这里。
离村子两三公里,南北各一条小河潺潺流过,一条河叫老庙沟,一条是许家坪沟。那时,水可不小,河面差不多几十米宽,旺季,河水基本满河床流淌,即使干旱,河水也从未断流过。河上还有一座小桥,备行人和车马通过。
十三四岁时,初中毕业的我却失学了。书念不成了,但总不能待在家里吃闲饭吧。开春后,队长就指派我给生产队放牲口,一个老汉一个小女子加我一个小少年。每天,牛们耕完地回来,我们就把十多头牛、驴、马等,一鞭子赶到水草丰茂的沟渠河道,任由它们吃青草、饮河水。我们的任务是,不让牲口乱跑,更不能让其啃吃地里的庄稼;太阳西斜时,再把牲口赶回。往返路上,马儿或牛儿就成了我和那个小女子的“坐骑”。每天挣七个工分。
为了和大人一样能每天挣十个工分,放了一年牲口后,我死缠烂打找队长,也要赶牛犁地。之后,犁地、锄地、抓粪、打场、背背子等农活,无不参与劳作,直至报名参军。
农村的生活条件虽苦之又苦,但人间烟火味却浓浓的:鸡叫,狗咬,羊咩;做饭时分,小山村炊烟袅袅;农闲时候、夜幕降临,乡亲们这家门进那家门出地串门儿,家长里短,天文地理,无所不谈;走到村里最高处庙梁俯视,星星点点的煤油灯火苗,从一孔孔窑洞窗户闪现……
大年三十早上,家家户户炸油糕、和粉汤,香味儿在全村弥漫开来,久久不散。热腾腾、香喷喷的油糕和粉汤吃了,婆姨们消肉切肉,做酥鸡、炸丸子,男人们则清扫院落,担满水瓮,给窗户贴上窗花,给土神爷以及躺竖柜、平板车、石磨、牛羊猪圈等,贴上内容贴切的小贴贴,窑门和大门处,必须是红彤彤的对子!年夜饭后,各家各户都要垒火塔,左邻右舍还要挨家挨户走一遍,看谁家的火塔子垒得好、烧得旺。小孩子们围着火塔追逐打闹,叫喊声欢笑声不绝于耳。此刻,爆竹声此起彼伏,响彻荒野,越烧越旺的无数个火塔,将小山村照得透亮!
乡愁是树之根、水之源,乡愁是村头那一株株榆钱花盛开的百年老榆树,乡愁是村底那弯从石缝中流淌,四季常流、清澈如镜的水井,乡愁是今生割舍不断、不能忘却的乡音、乡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