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愚的问题，许多同志作了详细的分析，我只就联系到培养新生力量的一方面讲几句。
不要以为我们对培养新生力量发生了怀疑。不，不是这样的。自从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以后，由李希凡和蓝翎起头，在我国各地文学活动方面涌现了许多新人。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前进的。这一点，人们从这几年文学创作的繁荣可以看出，从理论批评的活跃也可以看出。这证明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是应该受批评的，提出培养新生力量的口号是对的。新的事物不断地在发生着，发展着——这是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观察世界的出发点，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的。
但是每年春天总要和庄稼苗子一齐从地面上长出来一些杂草，其中有或多或少的毒草。莎士比亚说得好，“发光的不全是黄金”。的确，在提倡培养新生力量以后，出现了一些人是不好的，很不好的，非常坏的，还有恶毒的敌人。这是不奇怪的，赶集的人里头，一千个有九百九十九个，或者九百九十八个是去买东西的，难保没有一个或两个是去偷东西的。出现在市集上的目的就不同。也有一些人，出现的时候还大体上是好的，后来见机而行，变坏了，甚至变得很坏很坏的。这也是不奇怪的。几千年的阶级社会，要在几年里从思想上打扫得那么干净，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什么样的“力量”？第二：如何去“培养”？
就拿王愚来说吧！他是什么样的力量呢？他是一个旧时代的大公馆的独生子。他一生下来，就有许多人为他服务。他来到这个人类世界，就有一笔不动产和资产阶级的优越感迎接他。他开始学说话和学走路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生活气息就开始熏染他了。虽然在当时，这不是他所选择的家庭；但他的这种出身，给他精神上堆积了够多的资产阶级垃圾。
从王愚的口头的和文字的材料里，我们知道他和劳动的关系不大，在家里连被子也是别人替他叠；在机关里，他不愿参加全体工作人员组织的大扫除。但是他和名利的关系很大，可以说求名求利，到了处心积虑的程度，甚至说：“四十岁不成名，就要自杀。”他为了争取出名，在借着批评周扬同志的幌子向党进攻的时候，竟然和别人竞争，唯恐落在旁的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后头。他说：“如果抢先写出这篇东西，一定可以名扬四海，为自己打出一个前途。”又说：“所以就不顾前后文，寻章摘句，也顾不得什么逻辑……”忙什么？他要“为自己打出一个前途”！满足了王愚，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前途又怎么办呢？王愚完全依顺了他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丝毫也不考虑中国文学的利益。仅仅这一点，不需要详细分析，也十足地看出，文学事业在王愚来说，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个人的名利欲服务的！
革命文学的先驱者被人们永远记念着，当代进步文学的先进作家被广大读者热爱着，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什么呢？归根结底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带着个人的目的从事文学的。高尔基说：“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反抗！”大家知道，高尔基用文学反抗旧世界的罪恶的社会制度几十年。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以后，他对新世界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全心全力拥护。鲁迅为什么从学医改行搞文学，大家都是熟知的，他要用文学医治旧社会人们精神上的疾病，他用文学战斗了毕生。鲁迅如果今天还活着，他对我们这个社会该是多么热爱！高尔基和鲁迅走进文学的天地，动机是为了社会的！由于他们非凡的天才和艰苦的劳动，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这主要因为他们是自觉地和明确地用自己的文学天才和写作劳动为革命服务的。他们给人类文化留下永不磨灭的遗产。
由于对旧社会的愤恨和反抗，或者由于对新社会的热爱和拥护，爱好文学的青年情不自禁地自己写起文章来。因为客观的需要和主观的努力，渐渐地写得很多，变成职业的作家。成为职业作家以后，更时时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使作家永不满足自己已经做过的工作，经常地参加社会变革的运动，用文学的形式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先进的作家走过来的一条共同的光荣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结，这就是党和人民所要求的。
但是还有另一条道路。由于某种偶然的机缘接近了文学，带着个人的目的从事文学写作，以为这是一种轻松的、自由的、吊儿郎当的职业，反而比其他的职业有名有利。王愚不是说吗？——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意做多少就做多少，没有人管。他还说，要搞就搞大的，研究郭沫若和茅盾，攻击周扬。这些话真像农民所说的，能毒死苍蝇！难道这就是文学的特征吗？这就是文学工作的特殊性吗？这是对人民的文学事业的污辱。这和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勤恳恳的作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一个写作的动机是社会的，由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激发而热情地拿起笔来，为了社会写作。另一个写作的时候，根本不是社会现实生活激发的，而是被个人名利激发的，他们还没有拿起笔来，投机取巧的思想甚至于抄袭剽窃的思想就钻进他们的头脑里来了。譬如王愚，把捷普洛夫心理学里所说的人类共同感情，套在他的文艺论文里当作自己的见解，忘记他和捷普洛夫面对的是不同的范畴。大约王愚自己也不敢说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有多少共同感情吧。王愚对别人说：现在文学难搞，过去好搞，凭吊一个人，给朋友写的信，只要写得有意思就有人看。你看看，“今不如昔”的论调就是用这种逻辑推论出来的。无怪乎我们说工农兵生活的题材宽得很，写也写不完；他们却老说题材窄得很。根本分歧就在于作家为什么写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学道路和我们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是相违背的，这条路是很狭窄很阴暗的。走上了这条道路势必反党反人民，不管你走得多么远，如果不回头，就要被人民所抛弃！
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大风歌”的作者张贤亮这个“新生”的恶毒力量！祖父是国民党官僚，父亲和姑父是国民党特务，他自己在解放后上中学的时候就是流氓集团的积极的成员。他的父亲解放后因为进行特务活动被捕，服刑时病亡。他和我们有杀父之仇！他自己也因流氓活动被捕过的。他不敢用刀枪进攻我们，因为那样作，一经发现又要蹲监狱，甚至于还有掉脑袋的危险。于是他改用文学这个武器，进行一种隐蔽的恶毒的进攻。如果说他的诗还采用隐蔽的方式，那么他给“延河”编辑部的信就是咬牙切齿的，他甚至于以他在“延河”上发表的前三首诗毒气不大为耻辱。他恨不能把我们咬死，而作为“延河”编辑部主任的余念还要爱护这个“新生力量”哩！我们呢？同志们，在我们的阶级敌人彻底被改造成普通人以前，或者几十年后他们死尽以前，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我不准备在这里讨论培养新生力量的方式方法问题。我既没有经验，就作品来说，自己还是青年习作者的阶段。不过这不妨碍我提意见。我认为识别是什么样的力量是首先的，最重要的。一定要弄清楚是我们的力量，还是敌对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困难的，除非在政治上麻痹的人。揭发出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几乎尽是敌伪军官，国民党特务，恶霸地主子弟和共产党的叛徒。这证明他们是有选择的。而我们呢？文艺既然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里的反映，那么，这个作家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十分重要吗？在培养的时候不应该看看对象的出身和经历吗？即使鲁迅，也受过大骗的，何况我们呢？恐怕最糟糕的是不分青红皂白培养新生力量，等于在家庭里用牛奶喂小狼。
其次糟糕的是：对于一些有才能的、有希望的年轻人采取庸俗的吹捧态度。吹捧入世未深的年轻人，如果不是迟缓他们的进步，就是扼杀他们的前途。北京揭发出来的丁玲对文学讲习所的一些学生的做法，就是这样的。请注意：如果有人吹捧你的时候，你就该冷静地想想：他是想利用你做什么，还是对你有所希求。这个会上揭发出来的余念吹捧王愚，不也是这类性质吗？或者是甲利用乙，或者是乙利用甲，或者是甲乙互相利用。这可以说完全是资产阶级方式，和工人阶级格格不入。每个野心家都需要一些抬轿子的人，但是没有人愿意无缘无故为野心家服务，因此就有吹捧之必要。愿意为野心家抬轿子的人，有许多是出身不好的，品质恶劣的。但也有一些出身还好，品质不坏的年轻人，他们仅仅是想在写作方面得到帮助。不幸的是他们找到了穿上外祖母衣服的狼。有这样从下边来的纯良的人，到北京找了丁玲，到西安和余念拉起手来，以为这是进入文学天地的良师益友，那真是糟透了！
我们党培养新生力量的做法是——“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了改造，为了文学，都必须这样做。我前面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文学的新生力量都必须是工农出身的。这在相当的时间内是做不到的。尽管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在学校里长大成人可以成为文学的新人；但是必须表现出愿意接近工农劳动者，并且按照党的文学方针的要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改变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可惜的是，许多人并不是认真地这样做，有些人甚至于在仅仅出版了一个集子以后，就离开了工农劳动者，表现得非常乐于漂浮在上面，而不想在比较艰苦的，缺少文化娱乐的，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紧张斗争的地方长期地安居乐业。刘绍棠就是突出的例子。党号召作家深入生活，他把老家从乡下搬进城，后来竟然搞起反党的活动来。我们这里的王愚不也是这样吗？写了几篇理论批评以后，自以了不起，不想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被一些同志糊里糊涂认为是“大胆的”青年批评家。这个教训必须很好地吸取，必须把“深入生活、改造思想”作为如何培养新生力量的头一条，然后才能谈到其他的措施。
（来源于《延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