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张子良

从陕北大地走出去的文化名人很多,目光移动到电影界,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他被当时的媒体誉为“新时期电影之父”,尽管他已经离开我们11年之久了,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对他的敬仰,这个人就是子洲籍已故的著名电影编剧张子良。

张子良(1941.5—2007.8),子洲县电市镇张家沟村人。国家一级编剧、作家、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全国劳动模范。

张子良一生主要从事电影、电视剧创作工作,同时还发表了许多诗歌、散文作品。共编写电视剧作30余部,出版电影剧作集三种。其中,电视剧《喜鹊泪》荣获中国电视首届金鹰奖;电影《默默的小理河》荣获文化部1984年优秀影片奖;《一个和八个》获广西壮族自治区铜鼓奖;《西行漫记》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一棵树》荣获1997年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中宣部和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1999年第七届中国人口文化奖。电影《黄土地》在英国皇家电影节等七大国际电影节上多次获得大奖。他的诗歌荣获过陕西省一等奖。发表《我的伊甸园》(长篇)等许多篇小说。

他编剧的电影《黄土地》,特别是故事片《一个和八个》,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被誉为“新时期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开山之作”“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西影导演何志铭评价张子良是“中国电影第五代的宗师”,他还回忆到,是张子良给吴天明介绍的路遥,然后才有了电影《人生》,而《人生》的责任编辑正是张子良。张艺谋跟吴天明的认识也应该是通过张子良,后来拍摄《人生》的时候张子良把张艺谋介绍给吴天明,后来才有了《老井》,有了《红高粱》。电影编剧芦苇回忆:电影《双旗镇刀客》能够面世,张子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在构思谋篇阶段,就得到了张子良的支持,在决定电影拍摄的时候,张子良已经是西影领导层的副厂长了,出了关键之力。

张子良是一个非常性情化、非常有趣的人。著名作家和谷的文章披露:拍摄《黄土地》的时候,他顺路回陕北子洲老家看望老母亲。乡路沉寂,窑院空旷,银发苍苍的老母亲坐在院落中,埋头于小簸箕一颗一颗拣着豆子。他连唤三声,母亲没答应,张子良竟“哇”地嚎啕大哭起来。母亲拍着儿子的肩头,像拍着摇篮中的婴儿:“不要哭,不要哭。”

作家海波从青海到西安准备调动工作,吃住没有着落,第一次找张子良时是这样的情形:

对我的到来子良显然意外,一双大眼透出孩子般的天真:“你找谁?”

“我找你。”

“什么事?”

“我想请你给我开个条子,让我以外请作者的名义在招待所住下来。”

听罢这话子良一愣,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又问:“你是谁啊,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连忙将自己的情况备细说了一遍,没说别的,只说这事对我的重要程度。

子良“噢”了一声,把椅子往我跟前拉了拉,很和气地问我:“初次见面,你怎么敢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很意外!”

我笑了笑,回答道:“其实我比你还意外,进门前还思谋着怎么给你说好话,一见面就由不得这样说了。”

他也笑了,问:“为什么这样?”

我说:“因为你这个人,你这张好汉面孔。我一见你,就觉得是朋友,能掏出心肝说话的那种朋友。其实我是个腼腆的人,平时见了陌生人,不说话也脸红。可见你就不一样了,不这样说,就觉得不真实,像吹牛皮一样。”

他哈哈大笑起来,道:“你的牛皮吹得很离谱了,还说是‘像’!你准备住几天?”

我说:“先开二十天吧!”

他没说什么,给我开了张条子。

这就是性情而厚道的张子良。但他的厚道远不止于此,著名书法家、作家马治权在《亲历路遥之死始末》中写到,路遥《人生》发表后,吴天明要拍电影,而路遥又从未编过电影剧本,吴天明就让张子良友情帮助。而剧本写成后,却只署了路遥一个人的名字。张子良说:“我有近二十部电影剧本,多一部少一部没有多大关系。而路遥才出道,有一部电影剧本感觉一定很好。我的名字冠在前面,喧宾夺主,会破坏这种美感的。” 路遥靠《人生》电影声名远播,但广大民众压根儿不可能知道幕后英雄张子良的独特贡献。这就是陕北人厚道大义的杰出代表。

他在中国电影的历史星空里是光芒独特的一颗星,这种光芒投射到故乡陕北的天地里,37年后依然是那样闪亮。时至今日,何志铭说现在如果家乡给张子良建立纪念馆,他和张子良生前的友人们随叫随到,给予大力支持。

我曾经去过张子良的家乡两次,但根本没有思考过那个村子为什么会出这么一个文化大名人。后来知道张子良大学期间都饿的卖皮带换红薯吃,可见村庄那个时代贫困到了什么地步!

我慢慢想到:穷地方苦地方养育催生出一个文化名人是多么不容易啊!这种不容易不仅体现在苦难对其的浸泡上,还体现在对其的反作用力上,在这样的地方,你不超倍超负荷努力,怎么可能出类拔萃呢?

张子良的晚景凄凉,57岁时便患了脑梗,卧床达9年之久。2007年8月离开人世。这个好强的陕北硬汉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他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又有了怎样的更深刻的变化,我们今天无法想象。

他的妻子曹国英介绍,张子良生前说到身后事,显得特别豁达:“所有一切都从简,骨灰可以埋到山里的那棵树下,或者随风散了,如果今后儿女想了,就向那个方向望望就可以了。”

影视导演惠东与张子良有过交流:他最满意的作品到死都没有面世,束之高阁,落满尘埃。这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故事片,叫《无标题三日》(后改名为《战争童话》)。

张子良对于中国电影的意义自有史家评述,他对于家乡的意义、励志后人的意义、文化的恒定意义都给值得深思。张子良所在的村庄已经开始对他探索回望,这是令人欣慰的。因为今天太多的年轻人很多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了,纪念他、学习他、宣传他似乎还有更多的事要做。

在西影导演何志铭的眼里,张子良是陕北路遥之后排在文化领域的第二号标志人物,这种说法的科学性、准确性我们可以搁置,但我们更注意其极具震撼力的感慨之言,他非常感慨地说:每当想起陕北走出来的路遥、张子良对黄土地、对我们文化的贡献,他都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惭愧到失眠,感觉自己太渺小了。

这也许是仰望张子良、纪念张子良的更深广的时代意义之所在!


责任编辑:张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