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情怀启后人

——纪念老报人胡广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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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广深(中)、李能俍(右)与作者1999年在子洲采访时合影
安锁堂摄


2017年12月23日下午6时,胡广深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0岁。噩耗传来,既令人震惊,更使人遗憾,他不该走得这么早,又这么突然!惋惜之情,难以言表。多少天来,我不由得常常想起这位德高望重、情如兄长的文学、宣传战线上的老领导、老同志、老朋友。悲悯之意,无法释怀。

广深1938年生在子洲县苗家坪镇王庄村一个贫农家庭,长我几岁。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命运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使我们走到一起。岁月沧桑,风雨坎坷,40多年的交往,他那坎坷的人生、高尚的情怀,深深地感动着所有亲朋好友。他逆境不气馁,顺时不自居;在岗不懈怠;退休不褪色;难中见真情,福中不忘本的人生境界,既是我们做人的镜子,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逆境不气馁,顺时不自居。广深出身贫寒,受尽艰难,这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并不稀罕。但在人生路上,他却经历了两次人所罕见的巨大打击。青年时期,他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绥师毕业到大众报社参加工作后,1958年又考上延安大学,而且在《延河》上发表了一篇小说。1960年因为给《延河》杂志写的另一篇《共产主义的风》的小说,虽未发表,却被认定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反党小说,受到几个月的大批判和撤销在校一切职务并开除团籍的严厉处分,只是没有开除学籍。他坚信自己没有反党也不是坏人,没有灰心气馁,在极度的绝望中挺了过来。毕业后分配到绥德城郊一中兢兢业业地教学,虽然延大党委1962年为他彻底平反,恢复了团籍、恢复了名誉,但他因此失去了人生许多最宝贵的东西。后来,贺抒玉老师专程从西安到榆林为此事代表《延河》编辑部向广深道歉。中年时期,他被调到榆林报社工作,不久即赶上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翻旧账又将他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四五年里没完没了地批斗,命令他停职扫院、打扫厕所、打防空洞。在被斗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情况下,他初心不改,晚上又偷偷写了一篇《新来的县委书记》小说,深情赞扬党的好干部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领导群众引水拉沙,改善生态环境的优良作风,用牛皮纸做信封,未留任何痕迹,匿名偷偷投寄给陕西日报文艺副刊。当时“有问题”的人是不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陕报编辑实在舍不得这篇好文章,让榆林地委反复调查作者无果,只好用“任佚铭”这个谐音化名发表,在榆林引起很大很好的反响。广深一直不敢承认作者是自己,直到多年以后形势好转,他才说出真情实话。1974年,他调离报社到地区文化馆工作。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干部下乡支农,他主动报名,被派到横山一个有名的落后生产队——肖寨村蹲点。广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与农村、农民最有感情,最知道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向往,工作起来如鱼得水。他克服重重困难,挨门逐户讲党的好政策,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全村干部群众打坝蓄水修水田,粮食连年丰收,大大改善了村民们的生活。肖寨村的干部群众多年来一直把他当作大恩人。

“文革”结束后,广深才走上比较顺畅的人生道路,担任地区文联副主席兼《塞上柳》杂志主编,每年邀请我们这些基层爱好文学的作者召开创作会。基层作者多是些不吃公饭、生活困难的角色,他把大家当作朋友和兄弟。进了他的家门,无话不谈,到了吃饭时间,广深和老伴王玉珍总是诚心实意挽留你吃饭,我们也不客气,吃了不知多少次。路遥爱吃揪面片,到榆林采风期间也是广深家饭桌上的常客。榆林的豆腐好,有些作者常常从家拿着几斤黄豆准备换回些豆腐回家吃稀罕,广深就引着他们到榆林最好的豆腐坊换豆腐。为节省几块钱路费,闭会后广深又常常站在南郊上郡路的公路旁挡个顺车让把作者捎回家。他是县团级领导干部,却没有一点为官自居的架子。文友们不论有何困难,他有求必应,无不关心、指引、帮助,我们心里总是热烘烘的,让人终生难忘。

在岗不懈怠,退休不褪色。改革开放初期,被“文革”折腾后的报业经营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广深临危受命,被调到榆林报社担任总编辑、党组书记,二返报社。当年批斗他的有些人还在,但他不计前嫌,一心一意扑在报社的经营管理和宣传工作上,大胆改革,任人唯贤,落实责任,承包经营,投标演说,竞争上岗。建立图片社,设立广告部,改组印刷厂,优化编辑部,在保证做好党报宣传的同时,面向社会,广开财路,增加收入,安定民心,很快扭转了报社的经营困难局面。榆林地委组织宣讲团,还让他到十二个县内巡回宣讲介绍企事业单位改革的先进经验。在管好全社工作的同时,他还经常深入基层,以身作则,撰写稿件,常常见诸于省地报刊,宣传党的政策,反映社情民意,报道先进典型。广深40多年一直在榆林地区从事文化、新闻、宣传工作,被省委评为宣传战线先进工作者。有人说,你当总编(当时的报社是总编辑负责制)把报社的事管好就满行了,谁还要你写稿稿哩!他笑着说:“嗨,这也是我的职责!”

没想到,退休后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这个“职责”。1992年,他调到地委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常年不规律的饮食起居和劳身费心的超负荷工作,他早已患上了胃溃疡和神经性失眠症,办公室里常常支一个熬制汤药的砂锅,一边喝汤药一边坚持工作。1996年,在地区业余体校任文化课教师的老伴王玉珍,原本打算退休后到偏僻乡村学校去支教,忽然查出患有尿毒症,家乡无法治疗。他不顾自己的病情,赶到北京为老伴治病。先后看过13所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了一年半,透析了一年半,频繁的透析和治疗费用不小,每年底都要回来报销一次药费。有一次回来报销药费时,听说老家出了两个农民英雄,一个叫刘永昌,植树造林搞得好,一个叫刘锦岗,劈山修路有魄力。他很感动,就要采访这两个人,便邀请当时的榆林日报社社长李能俍和我一起去采访。翻山越岭,风尘仆仆,实地查看,深入了解,还座谈问询,听群众评说,采访后回榆林连夜写了《敢叫荒山铺锦绣——子洲县“生态环境建设标兵”刘永昌访问记》和《开路先锋——记子洲县马岔乡萝卜渠村党支部书记刘锦岗》两篇新闻报道,先后发表在《榆林日报》和《陕西日报》上并获奖。我不由得心想:老胡啊,你已经退休了,王老师还在北京治病,你也身体不好,这采访写稿的任务还是你的“职责”吗?但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生活习惯,他肯定只是想“植树造林,保护环境”“要想富,先修路”是好事,是党的号召,国家大事,为人民造福的先进典型就应该义不容辞大力宣扬。

难中见真情,福中不忘本。老伴每周两次无休止的血液透析还只是暂时维持,随时有生命危险。万不得已,只能换肾。换肾手术费用高达几十万元,可他只有2.8万元的积蓄,孩子们工作不久也没攒下多少钱,全家人也凑不够一半,术后还要继续用药,他赶回榆林卖掉房子,还是不够,高昂的医药费,家里无力支撑,陷入举步艰难的境地。亲朋好友们知道了,刘仲平、崔建忠、朱合作等文友还发出倡议,大家纷纷伸出援手,有一百多人,每人三五百元、千数八百不等,给予力所能及的爱心救助,就连报社家属院一位职工遗属、吃救济的邻居寡妇老婆,听说王老师的病情后,也赶上门来硬塞给他10元钱。患难见真情,广深感动得热泪盈眶,终于解除了燃眉之急。

王玉珍1942年6月生于子洲县苗家坪镇董家湾村,中共党员,榆林市体育中心(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退休教师,曾被国家体委评为全国业余体育教育先进教师。她因病再也上不了心爱的讲台,于是决定将她平淡而艰难的一生记录下来,让几个孩子能从中体会她平凡而不平庸的一生。为报答社会,她花了三年多时光,撰写出版了30万字的《人活精神》自传体长篇和《愿天下人都有健康的肾》《病榻心语》三部著作,近百万字,全部赠送给了北京和家乡的患者,被称为“全国尿毒症患者第一人”。

十多年来,王玉珍病情逐渐好转,虽然也常年用药维持,费用不少,但后来国家实行医保制度,完全解除了广深的后顾之忧。老伴的新生使他再次点燃写作的愿望,他长期住在儿子向单位借的一间终年照不上阳光的小屋里,连个桌子都没有,他还要护理老伴,不停地去买药、去检查,没有一点儿写作的条件。这一切都挡不住他坚毅的决心,白天趴在床边写,晚上在楼道15瓦的灯下写,夏天跑到附近的柳荫湖公园写,冬天跑到附近超市供顾客休息的桌子上写,十几年里完成70多万字的《人生旋律》,17万字的《他们都是好人》,近70万字的《人踪笔迹》,110多万字的《北京岁月》等作品。他不图名不图利,完全是作为一种义务和责任。家乡的朋友出版了新书,他看过后总是热情地鼓励;家乡人才到北京创业成功,他知道后总是热情地报道;就连早年在家乡工作过现在退居北京的老领导的先进事迹,他都随时介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篇篇稿件时常见诸家乡的报刊。他一直重视家乡人才的培养工作,尽管自己很清贫,2015年和老伴商量同意,不惜将多年节省的10万元捐给家乡设立“子洲县祖尧育才基金”,长期资助家乡的贫困学生。老两口都被评为2016年度榆林市“五好老干部(党员)”。

只顾写作和照顾老伴,完全忘了自己也病魔缠身。去年秋天,广深自感浑身无力,一检查才发现到了胃癌晚期,一个多月后安然离世。亲朋好友多年来都在担心王老师的身体,没想到广深却走得这么突然!让人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与老伴生前就商量好,要把两人的遗体都捐献给中国红十字会!自古以来,黄土埋人,他连本属于自己的一捧黄土也不要,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坎坷人生继前贤,高尚情怀启后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广深走了。这位以德谱写人生新曲、用爱播洒时代阳光的老报人,将永远活在家乡人心里。


责任编辑:张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