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创新

——读《陕北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

张晓梅

《陕北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由西安工业大学吕青教授及团队所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对陕北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以认识发生的思维方式进行渐入、渐扩的论述:品类、探源、变迁、考察、愿景,作者严谨的学术理论,广博的知识支撑,真实细微的田野考察,对陕北艺术生态做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察并给出真切的结论,本书最难能可贵的是对陕北民间艺术“愿景”的深入思考,其中对“提高陕北民间艺术的文化创作力”的探讨让我感触颇深。

民间艺术是艺术的摇篮和乳汁,陕西之北的陕北特殊的地理位置,保存许多原生态的民间艺术和艺人,注定成为文化学者特别关心的地方。作为一名挚爱榆林剪纸的民间艺人,在我三十多年的剪纸生涯一直伴随着一种“纠结”:就是“传承”与“创新”。剪纸是“非遗”、是民间艺术、是实用美术、是工艺美术……但它的归类有点尴尬。美协办画展剪纸一般不会入选,民协举办的工艺品展,剪纸会因材料的低廉而不被重视;从事剪纸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民间艺人多少也有些尴尬,很少有把它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和表达语言。关于系统研究剪纸的发展历程、代表作品、代表人物以及相关学术理论的书籍、文章鲜有问世。人们审视认知剪纸的标准也有些模糊,是让剪纸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生活在农耕文化背景下还是畜牧文化背景下?是继续生活在当下,还是被封藏在博物馆里……人类的进化史、人类艺术的进化史让剪纸的地位尴尬。剪纸像一枚过期的票证,被作为藏品收藏?还是被作为艺术种类“重生”?吕青教授对此非常明确地提出“陕北民间艺术是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仅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符号象征和记忆,也是新的文化意象和文化记忆的叠加”。

陕北剪纸中日(圆形)、月(月牙形)、山(锯齿形)、川(线条)四个基本的剪纸语言,凝结着陕北人对自然的崇拜是从远古观象走来的艺术凝练。陕北传统剪纸中花草、动物、人类始祖“抓髻娃娃”居多,其形象千百年流传不变,也是一种历史传承。已故的刘兰英、李凤琴……在世的郭佩珍、郝国兰……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剪纸艺人,他们留下了可传承的遗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传承,不是简单的“固有”,而是需要“创新”,但创新却不能毫无依据,让剪纸“面目全非”。在《陕北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一书中明确指出“创新”是在保持民间艺术“原真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文化基因纯正的基础上“形成极具时代表现力的艺术形式与风格”。

我在多年剪纸创作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文化传承中基因“纯正”的必要性。对剪纸,一是语言的传承,二是文化符号的继承。榆林是几种地域文化的交融处,黄河与长城是自然屏障,也是地域文化屏障。将陕北变成文化缓冲地带,留置、叠压了多种族、多种类、多层次的文化形态,也表现出“长城”的“固守”文化与“黄河”的“交融”文化的特点。这种特点体现在榆林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剪纸中就是“三边剪纸”(定边、靖边与甘肃接壤,剪纸精巧、玲珑)、“绥米剪纸”(绥德、米脂的剪纸承袭了汉画像石风格,浑厚、拙朴)、“沿黄剪纸”(神府、佳吴、清涧剪纸,既有晋又有蒙的风格,古拙而不失精致与华美)与榆林剪纸的表现题材。还有,剪纸在窗格内的组合形式无不渗透着榆林的民俗、禁忌与古老的原始崇拜,反映榆林人血脉里流淌着的性格、审美的隐性文化基因。土生土长的榆林人将这种隐性基因表现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榆林的剪纸艺人在成长中不知不觉承袭了榆林的“原真性”,他们需要的是如何“把握‘传统’与‘现代’间的张力”,这关乎艺人个人的修养,关乎当代的审美取向,关乎主流社会的引导,关乎……最终落到了剪纸艺人在“张力”作用下的作品本身。

虽然没有特意和吕教授探讨过“传统”与“现代”间的张力,但这三十年来始终伴随我的创作。2009年前是我对传统剪纸的学习和内化为各种风格的尝试,此后十年是在较成熟的风格下系列剪纸作品的诞生,如2003年的《鱼神》插图系列剪纸、2004年的《开启地狱之门》与《八首信天游》、2010年的《观香》和《云雨》系列剪纸作品。现在还会有专家和学者并不赞同我对剪纸的“创新”,许是我的“张力”没有用好,可我还是认可这种“张力”的存在,它是“传统”与“现代”沟通的重要介质,是我们与祖先遥远的回望。

要让包括剪纸在内的陕北民间艺术成为一种可以自我更新的活态文化,正如吕青教授在《陕北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应推动陕北民间艺术在“开放、多元化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增强文化创新力”,“要注重其内在创新力的培育”,让陕北民间艺术在“良性循环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获得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责任编辑:张官